在中国分业经营体制下，持续金融创新是“中国式”投行不断成长的动力。随着混业经营日益临近，金融机构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必将日渐增强，伴随着中国经济奇迹和金融力量崛起，中国投行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中国式投行的成长前途无可限量。
中国式投行的黄金年代
创新是投资银行的先天基因，从诞生开始，投资银行一直没有停止过创新的脚步。每一次创新与变化，都具有时代的深刻烙印。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和发展路径，使得投资银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投行格局，当前，投资银行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扩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提出，表明国家非常重视金融业开放，并把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对内开放方面，从《决定》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业对内开放体现在多个方面：完善银行体系，通过加大发展民营银行来实现和普惠金融以及推进银行改革来实现。未来中国将建立一个治理完善、竞争充分、差异定位、服务实体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各类银行将通过差异化服务提升行业竞争力。《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例如，在大型商业银行，可引进各类外部投资者，包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甚至员工可以持股;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
目前，民营银行已经破冰。2014年12月初，全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核准，在前海注册窗口领取商事主体营业执照。这是国内第一家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并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注册资本30亿元，由腾讯、百业源、立业为主发起人。其中，腾讯认购该行总股本30%的股份，为最大股东。微众银行的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是个人及小微企业存款，针对个人及小微企业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以及票据、债券、外汇、银行卡等业务。
对外开放方面，金融机构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货币国际化是一个系统推进的整体。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国际化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总体水平偏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中行海外资产占比保持在20%左右以外，工、农、建的海外资产占比仅为2%～6%。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实体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为此，要有序推进金融业国际化进程，实现“请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共同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4年12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7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条例对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机构设立、人民币业务等方面的限制进行适当放宽，为外资银行设立运营提供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这些修改给予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标志着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有意愿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更为便捷地申请开展人民币业务，更好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服务。
金融市场初步完善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初步形成了机构种类齐全，产品序列丰富、运行有效、功能健全、具有相当规模，并能充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市场体系。
分析来看，目前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场内市场治理改革稳步推进，新三板市场推向全国，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快速扩容并呈现出板块分层和融资产品创新等新特点，柜台市场平稳起步并成为证券公司私募业务创新的重要平台。2013年境内证券市场实现融资6 884.83亿元，同比增长80.1%，其中债券市场融资4 082.07亿元，占比59.29%，较2012年增长4.34个百分点。场外证券市场充满活力并逐渐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渠道。其中，新三板市场和区域股权市场是多层次场外市场建设的重点。
2014年以来，资本市场接连推出重大改革政策。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范围。稳妥推进优先股试点工作。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有序扩大至全国，并推出做市商交易机制。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行为。进一步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创新，规范私募基金发展。启动沪港通试点，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
其意义与效果显现为，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发家数为35家，募集资金136.3亿元，分别较二季度多增26家、86.7亿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3 03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4%，较上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
债券市场2014年的发展也是波澜壮阔，改革创新接连不断，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优化投资者队伍到重塑市场规则建设;从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到满足实体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从乙类户、丙类户相继回归到境外非金融企业成功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2014年前11个月，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10.2万亿元，同比增长20.5%;2014年11月末，债券市场总托管余额达34.6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32.1万亿元。
债市快速发展中释放出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境外机构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申请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呈现出数量增加、覆盖面广、交易量大的特点。据统计，截至2014年10月底，已有169家境外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市场投资，超过30家央行和货币当局已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境外机构买入债券的数量呈现飞跃式发展。截至9月底，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持有的债券总额达4 910.19亿元，比2013年年底的3 141.39亿元增长了56.3%。
展望未来，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也将继续稳步推进。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境外主体持有的人民币数量逐步增加，产生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融资主体的开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沪港通试点也将继续稳步推进;有关部门还将根据双边经贸往来和金融交往情况，继续稳步推进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其他币种的交易。
金融体量初具规模
由于历史渊源所致，银行业是中国第一大金融子行业。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48.0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8%。如果从2003年银监会成立时的27.64万亿元算起，10年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增长超过5倍。
银行业务快速扩张的10年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7万亿，较2003年翻了两番多。在以投资拉动为主要增长引擎的发展模式下，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社会融资需求的迅猛增加，融资总量从2003年的3.4万亿元增长到2013的17.3万亿元。而这些融资需求中，有60%以上都是依靠银行贷款得以实现。中国银行业贷款增长与融资规模增长高度同步，存贷款规模曲线与经济总量曲线基本平行，经济总量增长带动融资需求增长成为银行规模扩张的主要支撑。
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2.95万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18.70%，再创历史新高，仍然是资产规模仅次于银行的金融行业。
近年来，信托业持续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保持高增长，使得国民财富迅速积累，居民对投资理财的需求迅速增加;第二，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下，信托公司相比其他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范围最为广泛，投资方式最为灵活;第三，持续的银行信贷规模管控环境下，信托公司以灵活的制度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第四，大量高素质人才加盟信托业。此外，监管机构对信托业的适当定位和监管举措，也是促进信托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信托业的高歌猛进下，保险业从原来的第二大金融行业退居第三。不过，截至2014年7月末，中国保险业总资产规模也已经突破9万亿元大关，达93 250.95亿元。近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发展，中国的保费规模也不断扩大，从2006年的5 641.4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7万亿元，年均增长达17.3%。
与银行、信托和保险这三大金融行业相比，中国证券行业的规模仍然较小。截至2013年年底，115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2.08万亿元，同比增加20.93%。同时，在政策效应释放和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2013年证券行业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年底，受托管理客户资金规模达51 950.73亿元，同比增长174.37%，首次在管理资产规模上超越公募基金。
经济转型呼唤金融创新
中国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传统工业增长速度的放缓，从而令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要实现有效转型，有赖有效的金融支持，而这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实现。
为适应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将随之进行重大调整。例如，不再采取全面放松、大规模刺激的方式，而是强调“寓调控于改革”;货币政策基调由适应投资需求的相对宽松转入“稳健”，并逐步由数量型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财政政策将重点关注民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
经济转型、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将对金融业产生重大影响。以商业银行为例，首先是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理念，从传统的“垒大户”转变到支持中小企业，因为在“新常态”下，规模不一定是企业品质的代名词，一些中小企业可能成长性更高、更为可靠。其次是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模式下，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过度融资”现象。而银行则存在“过度授信”和“过度注重抵押担保”、忽略企业还款意愿和能力。“新常态”下，过去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过剩，仅靠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作为风险防范手段已经不能有效管理信贷风险。与此同时，一些创新创业型企业既没有资产抵押，也找不到担保人，但是这类企业往往有着很好的成长性。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强化风险管控能力，加强对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把握。最后是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新常态”下，利率市场化将加速推进;中央银行将不再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商业银行的竞争对手将不断增加。这些变化都将削弱传统发展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优越地位，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出现亏损。
不过，“新常态”在改变商业银行竞争生态的同时，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服务业的发展将带来大批新客户，经济转型加快推进将带来大量并购资金需求和投资银行业务，创新会为商业银行带来高成长性的优质客户，中产阶层的壮大带来更多财富管理和综合服务需求等。
面对挑战和机遇，商业银行唯有加快推进转型，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式、风控机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尤其应当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结合行业发展规律和自身资源禀赋、经营目标，对原有经营模式、经营流程和管理方式进行系统调整甚至重塑，充分体现个性特色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为银行客户提供“全产品线”的金融服务。
国民经济证券化进程加速
证券化率，指的是一国各类证券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各类金融证券总市值与GDP总量的比值)，实际计算中证券总市值通常用“股票总市值+债券总市值+共同基金总市值”等来代表。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因此它是衡量一国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2014年以来，地方国企改革步入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0个省份发布国企改革方案。预计未来几年国民经济证券化进程将加速，因为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已经成为各地国资改革的主要目标。例如，重庆提出，未来3～5年，2/3左右的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适宜上市的企业和资产力争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湖南提出，到2020年竞争类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到80%左右。南京则要求，到2015年年末全市经营性资产证券化率达到50%以上。湖北也提出，到2020年力争将全省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提高到50%。
根据万得资讯(WIND)统计数据显示，在截至2014年8月份的A股所有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的上市公司总计高达656家。初步估算，上述“地方国资系”上市公司的市值高达6.73万亿元。随着各地国资国企改革政策逐渐落地，“地方国资”概念股将在A股上演“大行情”。
在近两年国企改革面临瓶颈的背景下，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是继续提高国企资产证券化比例，通过变国企改革为国资改革，来化解国企改革在“有进有退”中遇到的困境。资产证券化后的国有资产，其流动性将进一步提高，对于民航、铁路、电信、能源等领域，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将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甚至参股。这种进退，不仅不会降低国有资本在既有行业的影响力，而且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将使竞争更加充分，市场规则更加完善，会使存量的国有资产在行业增量中获益。国民经济证券化进程加速，也将为大投行类机构带来新的“掘金”空间。
中国式投行的成长路径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券商投行、商行投行、资管投行和精品投行四分天下的大投行格局。展望未来，中国式投行只有在推动和顺应监管变革的基础上，不断地固本求新、创新谋变，通过合纵连横和跨界布局，才能在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常态”下继续获得更大发展。
固本培元：强化本源投行业务
在中国投行发展与竞争的大格局中，不管是券商投行、商行投行、资管投行，还是精品投行，为了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都必须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和经济发展需求，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强化本源业务是形成竞争力和获得市场地位的基本途径。
作为证券投行的主要市场力量，券商投行首先要强化承销和经纪业务等本源业务，尤其是随着注册制脚步日益临近，券商投行业务格局将会经历新的洗牌，做好、做强本源业务是券商参与竞争的看家本钱。
2013年6月，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稿出台，第一次提出了注册制改革;2014年5月，“新国九条”再次明确注册制改革方向，要求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到2014年年末，证监会表示，预计2015年有望实施注册制。
注册制改革作为资本市场的重大改革，将开启新一轮资本市场大发展，真正考验投行的将是资产估值定价和股票销售能力。在注册制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由保荐机构申报，在中国证监会备案，不受数量限制，券商对投资者负责、对市场负责，证监会专司监管。市场对投行承揽项目和资本市场部销售项目的能力、管理平台的效率都有更高要求，同时，投行的风险识别、研究定价和分销管理能力是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未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投行将获得承销业务的定价权，发行人更愿意为投行的风险定价能力支付溢价，承销市场份额也将向综合实力强的大型投行集中。
经纪业务则主要面临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在互联网与金融越发“水乳交融”的浪潮中，证券业虽显姗姗来迟，却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气魄和野心。自2013年年底国金证券(600109,股吧)与腾讯“联姻”将经纪业务佣金底线降至万分之二以来，无论是中信、银河、华泰、国泰君安等大型券商，还是中山证券、上海证券等中小券商，都在以互联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创新领域频频发力。
不管是“傍大款”还是强强联合，券商与互联网的这种创新形式都势必会给原来传统的经纪业务模式带来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以及最佳的客户体验，成为券商布局互联网金融的关键词。以国金和腾讯共同推出的“佣金宝”为例，投资者通过腾讯股票频道进行网络在线开户，即能享受万分之二的交易佣金，同时还能获得咨询服务和保证金增值等服务。
与券商投行依托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同的是，商行投行将更多依托商业银行庞大的客户群体、资产规模优势、网络分支体系和巨大资金实力，实现由存贷款为主向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转型，通过外部合作打造综合金融服务集成商，同时，紧紧围绕打造“轻型银行”的目标，将其庞大的金融资产流转起来，并依托这一流转，将财富管理业务做大做强，减少对存款的依赖，以适应利率市场化的竞争。
未来几年，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会迎来大发展。2014年是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迎来起飞的一年：这一年，全年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已达到2 949.5亿元，而2005～2013年的发行总额仅为1 401亿元，也就是说一年的发行量是过去所有发行量总和的两倍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债券市场发行量为11.7万亿元，ABS(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量仅占到整个债券市场的2.5%。伴随着银监会和证监会在2014年年底先后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备案制，无疑会进一步加速这个市场的快速扩容，商行投行可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进一步着力。
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紧密关联，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空间广阔。2014年12月初，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理财业务中银行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问题，推动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管理办法会加快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发展，同时使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去通道化，更多的理财产品从预期收益型转向开放式净值型产品。在理财之外，商行投行通过外部合作发展起来的各类财富管理业务也风起云涌，规模快速扩展，因此，提高资产管理能力，特别是投资运营能力是当务之急。
对于资管投行而言，本源业务则因机构类型而异。对于信托业来说，本源业务是私募投行和财富管理类信托，未来应当着重加强这两方面能力的建设。对于基金子公司来说，本源业务是依托母公司的资本市场研究能力和投资能力，利用资本市场网络深挖市场投资机会，积极发展主动资产管理。对于保险资管来说，应立足保险基本功能，充分发展险资的特点，发展适应保险公司风险偏好的资金运用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社会资金的管理能力和尝试新的投资领域。
精品投行由于普遍没有金融牌照，也很难具有资本、客户或政策资源上的明显优势。因此，必须集中精力打造在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本”，依赖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和专业化的运作能力，建立在局部市场的相对优势，打造自身特色，从而获得发展机会。
创新求变：强力拓展创新业务
投资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求变的成长历史。即使在成熟金融市场上，创新也是金融业的灵魂与主旋律。中国这个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格局也远未定格。因此，通过持续创新谋变，是各类投行机构未来很长时期的战略选择。
以美国投资银行为例。对于在20世纪初刚刚独立的投资银行业来说，20世纪30～50年代算得上是生不逢时，大萧条之后的资本市场冷清无比，政府对银行证券业的监管也一再加强。为了生存，投资银行家们开始屈尊进入不那么“上流”的业务——证券零售经纪业务。亦是在此期间，以零售经纪业务为主的美林证券迅速崛起。
随着战后美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的华尔街迎来自己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一方面，承销和并购业务源源而来;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急速累积催生了大量共同基金。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养老基金也开始大量进入市场。人寿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在同一时期也快速发展。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开始形成巨大的买方力量。随着资金量的增长，买方渐渐不再满足投行所提供的单调的权益证券和固定收益证券。不同风格的机构投资者对风险敞口、风险收益和投资组合提出了更多的不同要求，投资银行家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成为生存所需要的技能。
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证券承销仍是投行的主营业务，但时代的风向已经开始变化，客户导向型的投资银行开始向交易导向型的金融服务商转变。一部分交易需求来自客户。比如为了保证自己承销的各种证券流动性，投行需要在二级市场上为它们做市。另外，投行的大客户也常常要求投行帮其买入或者出售大宗证券。通过这种频繁的买入卖出，投行赚取交易的“买卖价差”，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
另外一部分交易需求来自自营业务。早期的投行主要是金融行业的“卖方”，即帮助企业出售金融资产来募集资金。以零售经纪业务起家的美林公司在1971年成为华尔街第一家上市的投行后，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逐渐打破行业惯例，成为公众公司。投行的资本金因此普遍大幅提高，催生了自营账户资产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财富积累，客户方也越来越多地对投行提出了资产管理的业务要求。这些传统的“买方”业务渐渐演变成投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统的承销和经纪业务收入已经下降到美国整个投行业收入的25%不到，而以各种有价证券交易为主的自营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收入上升到50%以上。
应该说，美国投资银行这一段创新与演变历史可以给中国的投行发展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未来，不管是证券投行、商行投行，还是资管投行、精品投行，都只有在做好本源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并获得更大的发展。
合纵连横：打造金融集成商
近期来看，在分业经营体制下，各类投行受到不同监管规则的制约，无法获取部分业务资格，因此，也难以独自形成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因此，要跨越制度障碍，最有效和现实的选择是采取“合纵连横”之术，通过强化外部合作，建立“金融服务联盟”，打造金融服务集成商，来满足客户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当前，金融业跨界合作已成为市场趋势。对于处于不同子行业的各类中国投行来说，无法实现机构功能全能化的背景下，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服务能力全能化是必然路径，合纵连横是理性选择。我们以资管投行为例，在开展具体的金融业务上，大资产管理行业的各子行业之间的协作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同业业务的阶段性特征即其重要表征。从同业代付到银信合作理财，再发展到大资管时代的银证合作、银基合作等，以及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保险资管等机构互相之间的合作，甚至是多重嵌套。一个复杂的资产管理类融资业务甚至需要跨越四个金融子行业，才能最终实现融资。尽管复杂的交易结构会增大金融风险，但是，没有这种跨界合作，很多金融服务需求在现有的监管环境下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证券投行而言，尽管包括资管新政在内的一系列监管创新促进了券商业务功能的扩展，但是，由于国内券商的综合资本实力有限，综合经营能力依然薄弱。通过外部合作，特别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是有效选择，既有利于提高服务能力，也有利于扩大客户群，提高运作项目的成功率。为扩展券商财富管理能力，并依此支持其他投行业务的发展，借助互联网金融的方兴未艾，大量证券公司开始尝试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网上开户、在线理财等信息技术手段拓展金融服务渠道，实现线上和线下双向布局。此外，部分证券公司启动了新一轮并购整合，国际化探索也取得阶段性进展，证券行业的合纵连横也已经风起云涌。
《商业银行法》将商行投行紧紧限制在商业银行经营框架之内，而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巨大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则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泛资产管理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的固有领地受到侵蚀。在此背景下，通过跨界合作，弥补商业银行的功能不足，并通过合作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成为重要趋势。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直接融资必将逐渐取代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尤其是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已经开启新一轮行情，随之而来的上市融资、并购重组、二级增发等投行业务机会呈现爆发式增长，如果商行投行不抓住这一轮契机，将难以实现真正的超越，也会在投行竞争中丧失机遇。
对于精品投行亦如是。在国内，精品投行本来是一个资源匮乏的较小群体，如果不在打造自身专业能力的同时，强化外部合作，几乎将寸步难行。因此，深耕专业领域，增强外部合作是获得发展的唯一途径。
中国并购合作联盟
2013年8月27日，由中国民生银行(600016,股吧)牵头，联合中投证券、中金公司、华泰联合、中伦律师事务所、中联评估、安永、普华永道、中证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24家机构共同组建中国并购合作联盟。合作联盟汇聚了活跃于国内并购市场银行、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媒体等并购中介服务相关方，共同组成服务联盟，为企业提供并购综合金融服务。
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不断深化产业整合，积极支持市场前景好、有效益、有技术、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提升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整体来看，并购整合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更长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途径。由此，中国并购合作联盟应运而生。联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并购专家+金融管家”式个性化服务，为并购交易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完成从交易到配套融资的完整服务，强有力地帮助企业跨越式成长，推进产业整合。
并购合作联盟理事长单位中国民生银行表示，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成立将着眼于机构联合、服务整合和业务创新，围绕中国产业并购合作，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成立将着眼于机构联合、服务整合和业务创新，围绕中国产业并购趋势及发展机遇，打造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服务共赢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2015年3月24日，“2015年中国并购合作联盟并购高峰论坛暨中国并购金梧桐奖颁奖礼”举行，中国并购合作联盟在原有24家会员单位基础上，又有10家相关机构加入合作联盟，包括大成律师事务所、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美国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天津银行等。中国并购合作联盟成立后，实现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成员间信息共享、资源互通，进行了大量实质性合作，为企业服务的质量明显提高，使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更加综合和高效，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解决并购交易问题。
跨界布局：构建全能型投行
正如《三国演义》里所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随着混业经营趋势的增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必将被替代。因此，提早谋划，跨界布局，构建新资本版图，是所有金融机构高管们当下的最大战略谋划。
从金融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机构谋求综合经营能力的合理路径。无论是保险控股集团，还是银行控股集团，甚至是信托控股集团，通过资本纽带建立金融控股集团，通过集团内部合作，是现实综合经营的基本选择，发展德国式的全能银行是不太现实的。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各类金融机构在布局金融控股，谋求综合经营能力上已经迈出很大步伐，包括中国平安(601318,股吧)保险集团、中国银行集团、光大金融控股、中信集团等基本完成金融控股的布局，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初具雏形，形成初步的综合经营能力。